王亚和他的文章

“海外关系”趣谈

王  亚

人生于世，不能选择父母和与生俱来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国外有一二亲友，本倒也无可厚非。有报道称，改革开放以来，粤闽等著名侨乡成为海外游子投资的热土，他们为国为乡创造了巨额财富。然而，在共和国史上那段不和谐的岁月，曾有过这么一种“革命”推理：“海外关系＝通敌嫌疑”。一旦和“海外关系”沾上边，其便归入不可信任，不宜使用的“另类”。

“文革”前，我曾度过一段纯真、幸福，几乎不懂得任何忧虑的童年时代。史无前例的风暴一来，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自以极大的热忱积极投身“革命”。及至1971年，瘫痪了数年的共青团组织恢复活动，已上山下乡的我，被贫下中农一致推荐为首批建团对象，我当积极上进，渴望早日入团。可彼时是干啥都得查三代的年代，团组织派出两名材料员在外忙乎了大半年，收集来一大摞外人包括我本人知之不详的旁证材料，突然有了“重大发现”：我的社会关系还挺“复杂”,尤其是两个舅祖竟全“拜倒在美帝国主义脚下”，这还了得！幸有“无产阶级政策”，经受了四年的考验后，我终于遂了此愿。

听祖母生前说，1946年，两个舅祖父经前国民政府甄选留美，他们都立志学成报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府百般阻挠这批科技人才回国服务。那时起断续举行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我方曾郑重提出交涉，但遭美方无理拒绝。从此，天各一方。说来好笑，改革开放后两度回国探亲的舅祖钱维翔提及“冷战”时期的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在美国某研究所工作的他，同样由于有亲属在“红色中国”的背景，根本不让其接触到尖端和前沿技术。也是因为“海外关系”，悲也！

在那动乱的年月，人们对“海外关系”讳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化。不久，家父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由安丰旧日乡邻沈兆龙先生寄自大洋彼岸的航空信，尽管其内容多是叙述离愁别绪，抒发思乡之情，还是把家父吓得寝食不安，该不是“里通外国”吧？忧虑再三，还是主动将信函送呈上级审读；我一友人，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南到苏北支教的热血男儿，其父寓居海外。为避“腥臊”，一直称已为孤，且娶得一位党员领导为妻。令其妻始料未及的是，结婚二十多年后，突然冒出一个回国旅游观光的海外公公，活脱脱一幕人间悲喜剧！

1977年，邓小平同志正本清源：“海外关系是好东西”。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国人对“海外关系”的认识也与时俱进，再也无须遮遮掩掩了，国家在许多方面对“海外关系”还给予特殊政策的惠顾。事实上，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和平统一，海外华人世界都已经或正在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海外关系” 从“臭熏熏”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于是乎，有人为谋一已私利，挖空心思地想拉近和“海外关系”的距离；更有甚者，编造所谓“海外关系”来骗财、骗色，甚至出卖国格、人格。可悲！

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地球空间变小，世界触手可及，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也衍生出一些新的“海外关系”，去国外求学、务工、考察，甚至定居、入籍，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海内外亲友间通封信，打个电话，发个E-mail，也很习以为常。原来，“海外关系”其实就是祖国母亲与海外游子之间血浓于水的手足关系、同胞关系、亲情关系！我们再不能以一种荒唐的立论把“人”人为地划为三六九等。和谐世界，天下大同，才是人类应追求的境界。